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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根是「不執法」(李碧華)

 

 

神憎鬼厭人怨怒的大媽歌舞團,自大陸各省市,至香港屯門、旺角菜街、尖沙咀、銅鑼灣、時代廣場……如惡毒癌細胞擴散,全港流竄。政府各部門互相推卸,曾「打賞」丐幫大媽$500的777,做完政治show還好意思驅蝗嗎?保安無力,警方無實際行動,致令這些大媽面對禁制令,警告信、示威者圍轟……也面不改容,「我中意唱就唱!」
沒轍?只因「不執法」。對阿公阿婆和看不順眼的反對派,又拉又鎖又判監,對文革陰魂就「畏縮」不前,欺善怕惡!事實上大媽也欺善怕惡,對付方法並不難:──
(一)她們噪音擾民,污染環境,影響市民生活,全靠揚聲器,分貝一超標就沒收(如小販貨物),一招了。
(二)禁止非法「行乞」、「打賞」(收、受皆有問題)──冇錢,還姣屍扽篤歌舞撩客?遑論散檔後的「服務」了。
(三)放蛇。既然大媽客路都是些鹹濕伯父,便找一批將近退休的阿sir扮老淫蟲,證據確鑿依法辦事。
(四)……(請大家提出)

其實最最最主要的禍根,就是不──執──法。不殺一儆百哪會斷尾?且根據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公告:任何一人以上組織都視為社團,根據社團條例執法,有所行動,別雙重標準! 

 


同樣發生在泰國(高慧然)

 

這些日子,發生在泰國的兩單最轟動的新聞,一是「少足困山洞」,一是中國旅行團海上意外。
十二個足球少年,連同他們年輕的教練被困在山洞,泰國政府及各方義工成立救援隊,用盡資源、人力去拯救,其間有前海豹突擊隊的義工犧牲,但不影響救援隊救人的決心。為了救人,大量抽水更令附近百頃農田水浸,但連農民都毫無怨言,表明心跡,「錢可以再搵過,但13條人命不是我們能夠創造。」如此重視人命價值的民族,令人敬重。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拯救行動仍在進行中,希望十三人可以全部安全脫險。
中國旅行團海上意外則最終被踢爆是「中國人坑害中國人」事件,事件中死亡的41個中國人全部屬於非法「零蚊團」,涉事的租船旅行社幕後老闆為中國人,在泰國氣象局發出風暴警告後,租船旅行社仍執意出海。意外發生後,泰國政府出力救援,並向死難者及家屬發放撫恤金。不過家屬卻拒絕火化死者遺體,要求將屍體完整運回中國。
七月酷暑,屍體又嚴重發脹,不迅速火化有可能引發疫症。家屬不肯火化的目的是甚麼?遺體到了中國可以土葬嗎?中國不是火葬的嗎?參加「零蚊團」,意即遊客並未購買保險,那麼家屬有錢運送遺體嗎?還是想敲詐泰國政府?「中國人坑害中國人」的場景轉移到泰國,泰國也是受害者吧?

兩單新聞,兩個民族的不同特性暴露無遺。讓人無言。 

 

 

 


目測智商世界杯(陶傑)

 

世界杯在俄國,中國「球迷」亂喧鬨。先有記者在場高聲喧嘩,遭到阿根廷記者嘲諷:「你的國家早已輸了,你吵什麼」。另有眾中國大漢披一張五星旗在中國隊早已不存在的世界杯盛事之中,奔跑於俄國街頭狂喊「中國加油」。
如此場面,十分的馮小剛。近年多盛世勵志正能量華語電影──因為只有這種題材才通得過──早就虛擬大量炎黃子孫「揚威海外」的場面,如「中國合夥人」之類:小鮮肉三兩出身農村寒微,努力奮鬥,好朋友讀書成功,打工創業,一步一腳印的做了上市公司老闆,成功衝向國際,公司美國上市,英語演講,舌戰群洋人,最後洋人甘拜下風:一條走廊,洋人兩排站開鼓掌致敬,而中國企業家昂然站在紐約交易所之中央高台以毛主席登天安門之氣勢開香檳,綵花碎紙如花雨般灑下。
這樣的故事讓廉價工廠的民工觀眾和大學生看得垂淚,緊握拳頭,暗自許願:有一天我也會這樣。
影視有洗腦之功。中國隊早已無蹤影,中國「球迷」在人家的地方,披五星旗滿街高喊「中國加油」,難怪習主席下令禁拍「戰狼II」──挪威專家說有了手提電話,世界下一代智商越來越下降,不必蘋果手機,前有馬克思和毛主席,後有中國電影,中國人的智商明顯下降了連續三代。
足球迷以喧亂著稱,是一個移動的流氓群族,即所謂的Football Hooligans,以英國球迷帶頭著稱──對,英國人之中居然也有如此低等動物──足球流氓以西方為先,加入了喧嘩的中國人加上中國錢,世界杯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買機票去俄羅斯「睇波」的會不會是二○一八年實屬傻瓜之最。
中國農民人口,有流寇之種性。中國歷史之治亂交替,到了「亂」,即是流寇四起。蒙古人領導末期──對,我喜歡叫「領導」(Lead),不叫「統治」(Rule)──明教、白蓮教;明朝末年張獻忠李自成,清之髮匪、捻匪、紅燈照、小刀會,俱為中國流寇。那時沒有世界杯,此等「起義」之農民惜亦未能取得旅遊簽證而定期輸出,否則五百年來,遠東會少死許多人。

世界杯期間,中國人在俄羅斯作亂,明明出了局,卻紛紛大叫「加油」,亦隱然有歡呼「大順朝」之氣勢。世界杯下一屆舉辦於多哈,伊斯蘭國家,此等「球迷」會不會也在愛國的同時,想起宣傳反疆獨,即席在多哈街頭煮食豬肉,並喝令包頭的阿拉伯佬過來,塞幾塊入嘴巴?令人期待。畢竟史書記載,鄭和下西洋,去過天方夜譚的阿拉伯。 

 

 


抗戰史鉤沉(潘東凱)

《偽裝者》截圖 

眾所周知,八年抗戰期間中國軍隊仍一律統稱國民革命軍,全體聽命於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無論原本的嫡系(以黃埔軍校師生為骨幹從廣州誓師北伐的中央軍)或非中央軍(北伐中收編的軍閥及其他武裝、又被稱「雜牌軍」),都是如此,唯一例外是原本的中共武裝,即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收編的共軍,其中又分為兩股:原本在江南活動的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長征」到達陝北的則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又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仍簡稱八路軍),這兩股中共武裝雖然被授予國民革命軍番號又頭戴青天白日帽徽,卻只聽命於在政府軍事建構中沒有職銜的中共最高領袖、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而毛給這些共黨武裝的指示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資料),故此無論八路軍或新四軍都是不受節制、不聽政府號令、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自行發展、擴張與運動的。
抗戰期間國共衝突摩擦不下三百餘起,較為人知與重大的莫過於1940年末到1941年初接連而生的黃橋事變與皖南事變,前者國軍損兵折將萬餘人,死者不乏台兒莊大捷及徐州會戰的抗日英雄,後者中共被殲滅九千之眾,新四軍被取消番號,國共糾紛的是非曲直,到今天一直眾說紛紜。
不過,八年抗戰中,上述國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主體肩負對日作戰的主要戰場,投入逾六百萬兵力,超過二百位將領為國捐軀,前線陣亡軍士百萬以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又兼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繼續領導全國軍民抗日到最後勝利,則乃公認的事實。

第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是上述抗戰中殉國的國軍將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武將軍犧牲後,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立刻發表了專題社論和悼念文章,據云當時中共高層齊聲「深情悼念」,八路軍左權將軍更「含淚」書輓聯曰:
「盡忠于民族國家努力求團結進步磊落奇才一世如君有幾;
堅持在敵後抗戰英勇至殺身成仁感懷將略數年知己情深。」
中共大員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邊區黨政軍機關」更追認武士敏將軍為革命烈士,更建議把將軍的犧牲地沁水縣命名士敏縣。
到了2014年9月,中共又把武士敏將軍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還有不能不說的,是據中共宣傳武士敏一直反對國民黨打擊共軍,雖然根據紀錄,武將軍在1935年卻因剿匪有功晉升少將。
無論如何,中共對武士敏的重視與尊敬,在已逝世的國軍將領中,應該說非常少有。
近年抗日神劇興,據云武士敏也是原型之一。
關於武士敏的生平,現在留下的不多,只知道將軍生於1892年,字勉之,河北懷安人,年青時是個有勇有謀的熱血革命青年,學生時期已加入同盟會,袁世凱復辟後又參加討袁,曾受靖國軍委托到廣東謁見孫文,深受中山先生嘉許。
據說武將軍戎馬一生,淡泊名利,自律甚嚴,家財散盡資助軍隊,深受下屬愛戴,軍中稱「武先生有四件寶」,原來不過是墨水筆、毛毯、自動錶,帶一件破皮襖。
武將軍與所率九十八軍於1941年9月29日在山西泌水之所以全軍盡墨,寧死不降而壯烈犧牲,原來是因為較早前的同年5月參與中條山戰役,國軍二十多萬給日軍擊潰,殘部撤出,獨九十八軍留守敵後牽制,更曾偷襲成功,日軍屢次勸降不果,終於改轅易轍,集中優勢兵力,陸空夾擊,九十八軍寡不敵眾,將軍最後殺身成仁。
奇怪的是,處同一戰區近在咫尺的八路軍,面對日軍猛攻卻絲毫無損,大陸方面資料說是因為八路軍早「已察覺日軍企圖,施展巧妙的游擊戰術,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云云,其神仙法術,相信當年的諸葛亮八陣圖也難望其背項也。
若要認真評估1941年中旬後中共與日關係微妙變化及其抗日決心,還得考慮當年一件國際大事:
當時歐洲戰事越演越烈,中共老大哥蘇聯為免兩面受敵(雖然不久之後仍在6月的巴巴羅剎行動中被納粹德國打個攻其無備),主動與日和解,外長莫洛托夫於4月13日與日外相松岡洋右在莫斯科簽署《蘇日中立條約》,根據條約內容,締約一方若與第三者交戰,另一方應保持中立,另外蘇方更承認滿洲國,即九一八事變被日奪去的東三省是也!
正如上述,共軍有國民革命軍之名卻無其實,不服國府指揮卻聽共產國際號令,而莫斯科與東京如今卻又化敵為友……
最後,不妨參考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8年出版的《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的第八章野戰戰略第779頁,裏面有這樣的記載:
「日軍集結優勢兵團攻擊泌東國軍之武士敏軍,此時盤據泌水以西地區之第十八集團軍部隊更乘虛向其襲擊,該軍陷於兩面受敵,終至蒙受重大損失,軍長武士敏中將自戕殉國。」
好像有人講過:「歷史裏除了名字,其餘都是假的。」

孰真孰假,真相可能永難知曉,不過歷史是弔詭的,上述「含淚」書輓聯的左權將軍,不久之後的1942年5月在山西十字嶺被砲彈擊中喪命,據說成為了中共將領抗戰戰場上唯一的陣亡者。 

 

 


迷途小書僮 | 08-Jun-18 | 教育

論吃相不佳(陶傑)

騰訊視頻 

大陸微信傳來消息:兩名中國女學生結伴遊大阪,光顧一家燒烤店,因「食相不佳」,慘遭日本店主逐客,還要理論時,尚未扯到日本侵華戰爭債尚未道歉賠償,卻被「小日本」執意請走,連錢也不收了。
此事之懸奇,因缺乏畫面,在於未悉該兩中國女生之「食相」如何令日方覺得玷礙觀瞻,但可以訴諸任何人的想像。
中國人素有「吃相難者」之責。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食相好,都是一樣的素雅;食相不佳,則有一千般不同的醜態。
近年來乘飛機經濟艙,特別是飛曼谷這等航班,可觀賞空姐派膳後四周之食相,丁方僅尺的一塊小摺桌板放下,再放一小方更小的「飛機餐」,頓成華人修養之嚴酷考驗:那小方格內有頭盤沙律、主菜肉飯粉麵、甜品蛋糕乙隻、咖啡杯與果汁杯各一,還有一大包塑料刀叉,紙巾一大張,鹽和胡椒小包。千軍萬馬的如何使喚,夾在僅十七吋寬的座位裏如何食得像蔣宋美齡般的Majestic,真是非常殘酷的挑戰。
若太過重所謂的儀態,吃得像全盛時期的林燕妮小姐一般,即是向王妃嘉麗思姬莉看齊,則在這個機艙裏,四周低頭狼藉俯喧的食相之間,忽瞄到上左角有一日本婦人與你一樣的坐直進食時,小方桌一樣的整齊有序,你忽慶幸自己不孤獨,雖然同時在那一刻覺得你不是中國人。
紅樓夢裏劉姥姥入大觀園,與賈母眾釵共食,作者說來了一隻母蝗蟲,因是今日稱之低端人口。食相不交代,只一句自白:「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眾位別笑。」只寫劉姥姥夾不牢一隻小蛋蛋,蛋蛋跌落,劉姥姥揮箸追夾。此食相不見得難看,只是慣了粗糧,於美食無甚見識。
小時候與媽姐進食,連一個順德女傭也講究食相:碗如何端,起筷前先稱敬長輩,腰須直,勿俯頭至桌面喝湯,因為態如豬狗。
今日之中國人將GDP和吐氣揚眉的亢奮,以及對千百年飢餓歷史的報復,呈現在食相之中。種種細節亦不須講,總之人人熟悉。在香港教小孩,切記令其勿有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的錯覺,以為周遭的中國人如此,自己也變了一份子。
這樣將來如何送去寄宿學校,徒增全球排華之風險。帶小孩到歐洲旅行,去維也納或巴黎(須第一至第三區)找一家餐廳,教其如何進食,首先降低聲浪,進食時勿那麼多廢話,告訴他:你小小的食相,侍應無反應,不是他不知道,他不會鄙視你,只會心中嘲笑做父母的我們。四周的人修養好,不作聲,原因與羅浮宮工作人員十年來見大媽在噴泉喧吵洗腳之靜默相同。
食相好,比一張臉整得像宋慧喬更重要。

大阪燒烤店兩凶到底干犯何事,純出於好奇,忽然非常想知道。 

 

 


青藏高原紀錄片上映 港產奧斯卡導演︰播一場傾一場(蘋果日報)

奧斯卡導演楊紫燁三十多年後回到香港,創辦「香港紀錄片拓展計劃」,希望扶持年輕電影人。 

【周末藝遊】
紀錄片導演楊紫燁(Ruby)的話語溫婉,卻充滿了力量。早前她發公開信請政府扶持紀錄片的發展,擲地有聲,為許多默默用影像紀錄時代變遷的工作者發聲。今個月,她的新作《仁多瑪》公映,不過這次她不是要為任何人發聲,而是讓影像自己說話。

香港出生的Ruby拍過多部紀錄片,2006年執導的《潁州的孩子》,紀錄安徽潁州愛滋病孤兒的實況,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也為她贏得奧斯卡導演的美名;另一部《仇崗衛士》,紀錄位於安徽省的仇崗村農民用自己的方法,使當地違規污染的化工廠撤離村莊,也獲得美國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
這兩部作品題材沉重,相較之下,今年的《仁多瑪》,同樣取材自中國大陸,但角度輕快而意味深長。關於青藏高原的紀錄片多不勝數,可滿足觀眾對藏人生活的想像。但Ruby的視點不一樣,她的鏡頭下,是一位美國教練一個勁兒跑到甘肅省偏遠的村落,只為一個單純的目的──教藏人打籃球。題材毫不獵奇,卻從側面帶出牧民面對的生存挑戰,甚至是氣候變化的問題。
Ruby說:「2012年時因要拍一個以可持續發展為題材的委約作品而去到仁多瑪,認識了當地一個由美藏混血兒Dechen Yeshi創辦的社企,為當地牧民尤其是女性提供紡織工作,那條村也是那年才有互聯網。有了網絡後,他們的世界改變了,Dechen也常叫我回去看看。於是我2016年回去,眼前竟出現了七呎高的Bill,來到高原上只為追尋不知從那些錄像中看過的破落籃球場,就決定要找出球場的位置,並去那裏當教練,最後他找到了仁多瑪村。其實藏人好喜歡運動,籃球好方便,有平地有球架就可以打。但他們是牧民,做事很獨立,一個人可以看幾百隻羊,不太會團隊合作,Bill就教他們teamwork和策略。我在當地時正好快將有第一場籃球比賽,就是就決定去拍。」
Ruby指,無論是香港還是外地,對牧民的生活也有很多幻想,而不知道牧民的實況。「很多人都以為他們只是虔誠信徒,在草原上自由自在,而不知道藏區已開始現代化,也受到文明和氣候的衝擊,我們對藏人的生活有太多刻板印象了。」

去信林鄭提四點建議 提場地無回應

雖是屢獲殊榮的導演,但Ruby要為新片找公映場地,也不無辛酸。《仁多瑪》片長只有57分鐘,但一般院線要求至少有八、九十分鐘。「觀眾購票會期望是大製作才覺得抵,覺得短片在手機看就可以,院線亦習慣了安排90分鐘的放映時段。」於是,她和團隊,在香港到處找場地,私營的公營的,也試試看。適逢大館開幕,《仁多瑪》是首齣上映的紀錄片,而其他地點,屬不同機構營運,每搞一場放映就要重新商討。
「如果去商業院線如『安樂』就很容易,和百老匯談就可以了,但他們自己已有很多戲排隊,能夠上幾場紀錄片已好似好犀利;要不就租場,但租又起碼要七、八千蚊,很多拍片的人都拍到破產了,哪能負擔這筆錢?除非有贊助,如黃肇邦的《伴生》,有東華三院包場,如果是普通一齣戲就好難了。」
今年3月時,Ruby向特首林鄭月娥發公開信,就紀錄片的發展提出四點建議:電影發展基金的製作資助應包括紀錄片而且不限長短、香港電影金像獎增設紀錄片獎、推動紀錄片教育、設立恒常而固定的場地播放紀錄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派人來會面,Ruby說,頭三點的提議他們也覺得幾好,可以再傾,但一談到場地,政府幾乎沒有回應。「香港甚麼都是地產,包括藝術,有沒有地方都是最主要的考慮。在中國,審片是有難度,但場地並沒問題,上海的『大象點映』,知道有些紀錄片難以上院線,於是用眾籌的方式,讓觀眾去book場,夠人數就可以放映。其中范儉的《搖搖晃晃的人間》,在2016年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得獎後,在全中國觀眾就book了超過600場,上映其實有很多途徑。再舉多倫多電影節為例,觀眾可以在一條街內看畢所有節目,但香港就不一樣,就算是香港國際電影節,場地散落,九龍灣、尖沙嘴、灣仔也有,好難一次過看,這無論對做電影節還是普通一齣戲的放映也造成困難,每一場要花不少精力與不同的部門和機構傾談。

Ruby的新作《仁多瑪》,以美藏混血兒Dechen Yeshi(右)在青藏高原上創辦社企為引子,帶出牧民的生存境況和挑戰。Ruby的新作《仁多瑪》,以美藏混血兒Dechen Yeshi(右)在青藏高原上創辦社企為引子,帶出牧民的生存境況和挑戰。仁多瑪村首場籃球賽。仁多瑪村首場籃球賽。

紀錄片講創意 鼓勵學生不用旁白

Ruby於七十年代移居美國,至十多年前在中國旅居。三十多年後,即2013年,她回流香港,在香港大學創辦了「香港紀錄片拓展計劃」,以種子基金的形式栽培更多新進紀錄片製作人,也試圖改變香港人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
「大家以為紀錄片就是港台節目形式,或一定要有旁白,但這個reference是錯的。就算香港可拍的題材不如中國的多,但可以突破講故事的形式。我通常給學生的功課是盡量不用旁白,那你就必須要想清楚storyline。要令故事推進,懶的時候用旁白一兩句就過場;但如不用旁白,每一步就要想得更細緻。
在港大教了三年,她慨嘆:「香港基本缺乏創意,如馬雲在港大獲頒名譽博士時致辭說:『未來人工智能可取代好多東西,但創意卻取代不到。』要令香港改變是要時間的,可能是一代人之後。」

《仁多瑪》主角之一Bill從前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籃球教練,因對籃球的熱愛來到藏區當牧民的教練。《仁多瑪》主角之一Bill從前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籃球教練,因對籃球的熱愛來到藏區當牧民的教練。附近的村民就在高原的山坡上觀看球賽。附近的村民就在高原的山坡上觀看球賽。

《仁多瑪》

日期:6月22、27、28日
地點及票價:百老匯電影中心(免費)、大館(免費)、香港亞洲協會($150)
查詢:http://ritomamovie.com/

採訪:鄒頌華
攝影:鄭明川

劇照提供:倡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香港最早人口普查 邊度人丁最旺?(蘋果日報)

《中國叢報》曾刊登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時,當局為香港島所有村落統計人口,可視為香港最早推行的人口普查。赤柱以二千人口排首位。 

【詠物誌】
風和日麗的晌午,隨性的摞起小思老師的《香港故事》,去饒宗頤文化館「樂茶雅舍」嘆茶去,順道參觀了「香港百年蛻變」圖片展,呈現的也是香港故事。展上碰到中大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博士在向年輕一輩解說歷史,經過一張佈滿細字的老照片前,我們都佇足了。豹哥笑說:「這有趣,那是香港最早的人口普查,你猜猜香港開埠人丁最旺的地區在哪?」

呎價天比高的中環?上環?迅速回帶,1841年1月英軍登陸港島最先佔領的就是水坑口,但當年石塘咀人口卻只有寥寥25人,係,即是五架的士就可以輕輕鬆鬆運走所有石塘咀人。到底香港開埠哪一地區是人丁最旺之地?
1841年英國殖民香港島後,便立刻統計所有村落的人口,進行了香港最早的人口普查。根據當年《中國叢報》刊登的珍貴剪報顯示,當年全港島人口只有7,450人(今時今日一個海港城都不止有這個數字),當中更有二千人居於艇上。當年香港島最繁華地區?開估吧!原來是赤柱,有成2,000人居住,佔港島整體人口近27%,赤柱在普查結果上顯示為市中心(the capital)和最大市鎮。而香港首富李嘉誠居住的深水灣,以及當下月租達百萬港元的最貴租值超級豪宅所在地淺水灣,177年前是杳無人煙的不毛之地,居民人數是零。若當年我家祖先有慧眼,懂得在深、淺水灣囤地蓋房,小妹今日就不用賣字住蝸居。

177年後 沙田人口66萬稱冠

人類虛偽,數字最誠實。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反映了香港城市的個性與經歷。2018年頭,政府公佈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字顯示,香港人口達734萬人,較第一次人口普查升了九百多倍;人口急速老化,長者佔人口比例增至16%。而最多人居住的地區已由赤柱轉移至曾經是新市鎮的沙田,人口多達66萬,每平方公里住了3,563人,難怪每次去新城市廣場都感覺像玩職業欖球;其次是觀塘區和元朗區,人口均超過60萬。人口最少的是灣仔和離島區,兩區人口均不足20萬。
全世界最想獵奇的,是香港這個「the逼city」有幾擠、有幾逼,否則九龍城寨就不會成為老外着迷的頹廢美學。事實上香港每平方公里土地住了6,777人,人口密度比十年前上升了6.7%,人口密度冠絕全港的觀塘區,每平方公里住了57,530人,嚇親寶寶。觀塘和葵青區居民的月入中位數是全港最低,僅1.35萬元,但隨着起動東九龍工程,未來這情況可能逆轉。
人口普查也有些平常被忽略和非常值得研究的數據,例如香港市民跨區搬家的比例不高,但跨區上學上班數字卻不斷上升,難怪身邊不少朋友抱怨,香港那麼細,卻充斥「Long D戀」。近十年香港政治和經濟環境變化奇大,2021年香港將進行第17次人口普查,相信會呈現更戲劇化的數字靜待解碼。

撰文:鄭天儀 

 


無風起浪 浪從哪裏來? (時事評論員 劉細良)

 

新民黨容海恩金句多,她最近接受傳媒訪問時又派金句,「我覺得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成為網民惡搞對象,大量二創出現。同一時間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開腔回應通識科檢討工作,批評有人把教育議題政治化,呼籲以「教育回歸教育」原則處理教育問題,又駁斥邵家臻問她母語問題無聊。
香港人今天已成驚弓之鳥,有些少風吹草動立即戒備,原因是「政府內外都牽涉太多政治」。當日曾俊華角逐特首時受市民支持,因為他提出的休養生息切合社會心理狀態,但反過來被林鄭批評。經歷梁振英五年的施政,香港人只希望往後畀大家唞唞,用大陸講法叫做「不折騰」,可惜事與願違,中共的部署是繼續全方位進擊。
首先是反港獨擴大化,DQ6之後再DQ周庭參選資格、逼各大學校長以公開信批大學生港獨標語、發動批鬥戴耀廷言論。然後方向一轉變成對付「結束一黨專政」,無端端將這句口號變成違反《基本法》,準備作為下一步DQ的理據。如此一來,鬥爭對象由港獨派、自決派擴大至支聯會、泛民。
其實香港人已經好厭倦政治鬥爭,無風又怎能起浪,大家早已見到暗湧處處,巨人全方位進擊,教育當然首當其衝。教科書用語審查本屬政治敏感議題,教育局以至政府上下根本沒有一個說法,為甚麼我們習以為常的用語今天變成不正確,大家見到背後有中共干預的手指模,香港人憂慮的不是今後「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是否消失,而是背後老大哥用放大鏡在審查香港教科書,猶如文革時從一篇文章、一封家書、一本小說的字裏行間推斷出反革命蛛絲馬迹。然後再爆出教育局檢討通識科,過去建制議員多次批評通識,將「特區青年造反」歸咎該學科,而教育局的課程小組一直認為通識科沒有問題,成效良好,大家自然疑惑何以忽然要作檢討呢?是否又是政治干預教育,至於那篇教育局網頁大陸山寨專家的「廣東話非母語」文章,猶如當年浸大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民教育手冊,當房間內煤氣洩漏,小小火花也足夠引發大爆炸。

黨官指點江山矮化港府

政府不應諉過市民捕風捉影、傳媒無風起浪,而是反省檢討究竟官民之間出了甚麼問題。中共的強勢干預,令特區政府官員,以至新特首短時間內已失去了香港人的政治信任,這才是無風起浪的根本原因。大家認為「中環西環行埋」,背後是有一整套hidden agenda,這些不可告人的計劃,正在一步步實施。每一次共黨官員就香港事務公開指指點點,客觀上就是公開矮化特首,公開削弱特區政府政治信任。一旦失去信任,市民不再相信政府會捍衞自治,在中港矛盾問題上據理力爭,穩站香港利益一方。
林鄭月娥可能真的認為邵家臻問題無聊拒絕回答,但公眾想法可不一樣,他們反過來會問為何特首三次不承認廣東話是母語,Must be something!


劉細良

時事評論員 

 


一個月有六萬人衝來香港(馮睎乾)

 

我的國,現在厲害了──昨天看林夕專欄,才明白說「中國」也是措辭不當,該說「我國」、「祖國」──但正如李嘉誠不必諱言自己有捱窮的日子,我國既已偉大復興,又何須掩飾往日艱苦的歲月呢?即使教育局長楊潤雄是香港土著,沒一個親戚是從大陸走難來港,也可向前任局長吳克儉學習一下,多讀一點書,自然明白「中共建國」跟「大量人移居香港」有沒有因果關係。
去年看過昔日香港專欄作家十三妹的一本雜文集,想起有篇〈1961年的香港人〉。那篇專欄寫於1961年1月1日,十三妹回顧過去一年,加稅加價,打工仔薪金不變,感慨生活艱難。日子這麼苦,我國同胞會從內地移居香港嗎?十三妹筆鋒一轉,即說:「年年難過年年過,你估1961年的香港人真會餓死者乎?香港人捱冷捱餓,因為有一個現成的中國大陸放在那兒可作比較,倒是不算一回事的。」DSE考中國近代史,應該摘錄十三妹上述的話,讓考生分析一下何謂「現成的中國大陸」。答案可在張愛玲的散文找到。

教科書不管好壞,從來就不是最高權威,要認清真相,必須追本溯源,疏理原始史料,專欄、散文、詩,甚至流行歌,統統是研究歷史的有用素材。張愛玲在1961年重遊香港,返美國後寫了篇遊記〈重訪邊城〉,有幾段提及當時從大陸逃來香港的人:「這時候正是大躍進後大飢荒大逃亡,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衝出香港邊界。大都是鄰近地帶的鄉民。」現在一年的大陸新移民,不過五萬四千多人,跟當年比較,「倒是不算一回事的」。但殖民地政府跟今天不同,他們考慮到市民需要,到處起樓。張愛玲尋覓從前在港大讀書時,掩映在杜鵑花海中的半山老洋房,可惜已找不着:「這種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張愛玲用的字眼是「難民」,敢問措辭是否恰當? 

 

 


【wONdEr|余杰專訪】流亡者的平靜與不安 當余杰不敢來香港(足本版)(蘋果日報)

已故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奬,他的作家好友余杰,於2012年初寫下去國聲明,公開聲稱被中國當局綁架毒打及監視,為了安全,舉家移居美國生活,至今六年。 

余杰與妻子及兒子現居於維珍尼亞州,從華盛頓開車約一小時多。記者一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兩次到他家訪問,了解他的生活及想法。

 

余杰住在一個中產小區,那裏除了有杉木大樹,也種常青小竹林。他屋外有一棵寬大、差不多有屋子般高的大松樹,特別吸引。以筆耕寫作維生的男人,那一片千多尺的草地,也只有草及樹,他說在這裏幹活做園藝的時間,比前此一輩子做過的還多。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余杰曾在電郵跟記者說,美國的房子產權屬於自己,中國的房子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居住在美國房子最大的感受,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北京,便衣隨時可以闖進你家,不出示任何手續(文件),抄家,抓人,而在美國,我可以開槍擊斃這樣的闖入者。所以,我到美國之後,趕緊去買槍,支持持槍權。」但他並不反對恰當的槍械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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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傷痕文學的年代,要明白余杰這個流亡作家,或許可從1998年他寫《火與冰》開始。回望世紀末,他這一代,不要只留餘恨,而是著力更深的鞭韃。有這麼一段,令香港人一看,就明白他的心思,比傷痕要深。他說,有心的讀者,一看就會看出是跟六四有關。

 

你到死都不會明白,怎麼會這樣呢?在帝國時代,就連專制的皇帝也沒有這樣赤裸裸地殺害一群太學生啊!何況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白紙黑字神聖地寫着,這是『共和國』。領袖們揮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時,和藹得像家庭裡的父親。屍體真的那麼沉重嗎?你們錯了。他們照樣唱他們的戲,程式一點也沒有改變。『民國』並不因你們的死亡而成為真正的『民國』,他們有的是子彈,他們的字典裡没有『懺悔』這個詞。他們還會屠殺,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還會有更殘暴的屠殺降臨。他們教唆那些病痛者:來,快來,快來蘸人血饅頭吃!」

 

不敢去香港、東南亞地區
作家在書寫世界裏,萬馬奔騰,真實生活,歇息於平靜。記者第一天下午四時許到達余杰家門外,夫婦剛散步回來,他十歲的兒子余光益,也放學回家了。看余杰一個流亡者,是有點距離,但聽到他不能入境香港,那種感覺,又不同了。他說自己因為推動宗教信仰自由,也是家庭教會活躍人士,讓共產黨感到是很大的威脅。前幾年,他獲得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最終奬項及奬盃是郵寄給他的,連其他人整項頒奬禮也取消了。

 

提起此事,他說港府雖然沒有明確不准他來港,但他也是不願意嘗試去買一張機票,然後最終不能入境而折返美國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而且我也不敢去(香港),像銅鑼灣書店的那些人一樣被綁架,所以,現在亞洲地區,我只去日本和台灣,別的國家,像緬甸、越南、泰國,都有很多人被中國綁架嘛,都在中國的陰影下,所以這些東南亞地區我都不會去。」

 

寫作人的恐懼,似遠還近。當天,他是因為自己及家人安全受威脅而選擇離開中國,所謂安靜於美國寫作生涯,去國六年,劉曉波、劉霞、乃至他自己的經歷,其實在這個不敢去東南亞的世界人心裏,留下創傷。從中國流亡到美國的無國籍者,在身份問題上,不可能沒有矛盾。

 

不要兒子學習讀寫中文
「叔叔,再見,再見。」六年前離境當日,兒子在北京機場跟監視他們的國保警察(國家安全保衛警察)道別,對這荒謬一幕,余杰有這樣的陳述:當時沒有立即告訴兒子那些「叔叔」是甚麽人,但心裏發誓,到了美國,會把全部真相告訴兒子。當飛機騰空一刻,他眼淚掉下來。從窗口往下張望的北京城,仿如科幻電影,不再真實,那不是一座他曾經生活了十九年的城市。

 

當日賣掉北京遠郊五環外萬科青青家園的一千呎單位,足夠在美國小區買一幢三層的房子。現在每周用一百五十美元以內到超巿買好一星期所需食品,孩子上公立學校不用錢,妻子在教會當傳道人,他每天清晨寫作到中午一時,下午看書,然後接孩子放學、打球、做飯,晚上一家三口共敍天倫。

 

余杰希望兒子成為單純快樂的美國孩子,絕不想上一代的重負延續到下一代。他甚至不要兒子學習讀寫中文,在家中只要能聽講就好。妻子劉敏,現在是教會傳道人,講道的口才,遺傳給兒子,每天面對兩個辯論高手,杰爸爸連口吃都治療得幾乎完美了。六年時間,異見份子的兒子跟其他華裔同伴最大不同是,他放假會在美國境內旅遊,例如加州,去年聖誕假期就到了一個室內溫泉公園度假。光益不會像同伴一樣回中國探親,而且,還會跟他們說:「不要去中國啊,中國有很多壞警察,差點把我爸爸打死。」

 

孩子對父親的狀況似懂非懂,光益因為在班裏數學第一名,印裔女生第二名,她要跟中國男生比高低,自豪地向光益說自己的父親是軍官,曾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光益不甘示弱,回敬說,2012年他們初來美國時,早就全家接受《紐時》訪問了。其實,那就是關於他們一家流亡來美國的故事。

 

至於留在內地的父母,曾來美國探余杰幾個月。他們偶然會被當局旁敲側擊及傳達訊息,包括警告要余杰不能批評習近平。但他爸爸會跟對方說,余杰進大學後思想已經完全獨立了,到現在,他就更管不了。

 

不說假話在這個社會沒法生存下來
四川山重水複,桃紅李白,長江水委蜿溫柔,余杰在成都浦江長大。爸爸在重慶大學畢業,主修建築,曾在政府當總工程師,一直以平等思想觀念教導子女及討論事情。父親、弟弟與大伯家裏的三個小孩,全都是理工科,只有余杰始志讀文學,雖然余父心裏未必願意,但也不會強迫兒子選擇別科,省吃儉用,給他訂報紙雜誌,買一整套40多本的世界文學名著翻譯版。雨果的《悲慘世界》,余杰十三歲就讀完,而且印象深刻,那一年,他還第一次公開發表詩歌創作。六四時候,他跟着爸爸一起聽美國之音及BBC,在廣州一間航空公司工作的堂哥,經常影印香港報紙帶回來,成為爸爸的抽屜秘密,也是余杰走向真相的通道。

 

最強的身教是爸爸正直的性格。他是專業建築師,在縣城政府裏負責建築方面的總工程師,包括房子蓋好以後,負責檢查、驗收、簽字。後來,縣裏最大房地產商,恃着跟縣委書記是殷親,房子偷工減料,余父為此不肯簽字,結果,六十歲不到便被強迫提早退休。

 

堅持公正,沒有人能改變的爸爸,出了沒有人能改變的兒子。如果正直是今天中國的罕有財富,當這一種「富二代」,就是罕有的思想貴族。中國人的品格有問題嗎?按余杰的分析,他認為共產黨半世紀統治,把中國傳統文化從最開陽的部份,跟外來的馬列共產主義最殘暴的部份結合起來,成了一個怪胎,是一個最壞的跟最壞的結合。

 

「那你不是在這個教育裡面長大嗎?」記者問。
「所以我也是受害者,而且這些壞東西現在還留在我身上,我不是說完全絕緣、是一個崇高的人,我也是從那個環境中出來。」余杰算是誠實了。

 

「有什麼壞的教育在裡面?」記者問。
「我曾經用一個比喻,就是我像《三國演義》裡面,關羽中了毒箭以後,刮骨療傷。這個毒已經在我的骨頭裡面,我每一天都要去刮骨,當然不是要真正刮骨,但思想和精神裡不好的東西,可能到我死的時候,一輩子我都要做這樣的工作。」

 

「你說的毒,能說一下是什麼?」

 

「比如說儒家裡面,愛面子,像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還有魯迅批判裡面的,很多很多。」

 

「除了那些儒家不好的地方,這60多年,共產黨統治之下,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存在你們的裡頭呢?」

 

「共產黨,我覺得最大一個特徵就是謊言,說謊,所有人都說謊,所有人都說假話,你不說假話在這個社會沒法生存下來。」

 

「你曾經也會這樣嗎?」

 

「那當然啦。」

 

「就是小的時候?」

 

「不僅是小的時候。」1998年他出第一本書《火與冰》的時候,就找了好朋友(現著名內地作家)許知遠假扮自己,致電女編輯,聲淚俱下,成功感動對方出版他的書,現在看,是趣事,也是青春的荒唐。今天,余杰說自己不僅反對共產黨,也反對整個中國。他看中國的危機不僅是共產黨的問題,肯說真話的人,已沒有幾個。「在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共產黨崩潰,但是崩潰以後怎麼樣我不知道,有可能會更糟糕,因為現在我覺得中國民眾跟共產黨一樣壞。」

 

余:香港言論自由在收窄
余杰跟上一代流亡知識份子相比,是樂觀而進取的。他說,以往從流亡美國的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猶如今天的明星或體育明星,來到美國卻只有很細小的中文圈子,一下子無法習慣。六四後逃亡美國的蘇曉康,後來遇上車禍,妻子癱瘓了,最初一年,他哭都哭不出來。在電郵裏,蘇曉康對記者寫,美國讓他「賠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他對新近來美而又盲目樂觀的年輕一輩,是有點冷眼旁觀的辛酸感覺。

 

上一代種種經歷,都沒有讓余杰失望、害怕。「我和劉曉波在國內就已經被封殺,所以我們對那種安靜、寂寞和孤獨已經習慣了,沒有這種很大的心理落差。」余杰一直習慣努力寫作,在美國依然努力向香港及台灣投稿,無論報章政論或是書稿,他都以一個平常投稿者身份去讓對方選擇,包括開拓台灣讀者群。作為一個出版了約五十部書的知名作家,他向台灣報紙及網站,一篇一篇投稿,「你作品的份量到哪裡來,質量到哪,人家自然會用,慢慢的就會建立起信用,別人就會請你寫專欄。」

 

從2004年跟劉曉波做中國人權狀況報告後被抓,余杰就不能在中國發表任何文章。他認為近幾年香港言論自由在收窄,剛到美國,差不多一半作品在香港出版或發表,百分之二十五在台灣,百分之二十五在美國的華人中文媒體,近兩年,香港幾乎全都沒有了,現在他的文章,一大半在台灣,一小半在美國中文媒體。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冷靜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繼續生活呢?你覺得跟宗教,或者跟你自己特有的性格有關嗎?」

 

「對,這些都有關。比如說89年逃亡到美國的人,很多是第一次到美國,其實我真正從2012年1月11日到美國定居,在此之前,我從2003年到2012年到美國訪問,差不多9年的時間,到過美國15次左右。差不多大部分美國的州都去過,這不一定是很熟悉的地方,但不會完全突然到了一個不知道的地方,可能這是我比他們那一代人幸運的原因。」

 

「會不會你是比較適應力強的人?或者你對世界很好奇,所以在新的地方你感覺沒問題?」

 

「對。我沒有那麼強烈的鄉愁,18歲考上北京大學,離開成都,此後在北京生活19年,北京距離成都一千多里,跟我在美國,本質上沒有非常根本的差別。北京也不是我的家鄉,我在北京是個外來者,雖然有北京的戶籍,但從來沒有覺得我算是個北京人。美國具體的生活上會有一些所謂的不便利,我們在附近很難找到一家很好吃的中餐館,但是我覺得沒有餐館,我可以自己去做。」

 

他很喜歡做飯,又說美國這批知識份子裏,沒有幾個人有很好的廚藝,他算是一個,而普林斯頓的何清漣也做得很好,兩人會交流心得。余杰以往會跟劉曉波做回鍋肉,現在,他在異邦成了家裏主廚,做中式滷水豬蹄、紅燒排骨、四川風味的豆瓣魚都很好,都是複雜菜式。兒子倒卻喜歡簡單的美國口味,愛吃他做的義大利麵、雞湯麵或是土豆絲。「到妻子回來了,小孩回來了,我會做一個比較豐盛的晚餐。」

 

第一天的訪問開首,見到他太太劉敏,客人請她恕過打擾,她微笑回應「不會」,轉身便走開了。一不留神,談到傍晚時分,意識余杰心焦要處理晚餐了,記者趕快告辭。

 

第二天清早,再次拜訪余杰。寧靜的早上,只見一位青年爸爸帶孩子過來,當天剛好是學校假期,小朋友在余家小聚。三個鄰家小孩,假日分享簡單甜品,自然而愜意。余杰獨子余光益,名字是余英時改的,他在媽媽肚裏之時,劉霞轉告監裏的劉曉波,就讓他很高興。若不是上一代的原因,余光益不會一口美國英語在這裏生活;若不是因為這小孩,余杰與劉敏的三層的房子,也不會有這樣的生氣。

 

余杰起初說孩子開始在反叛年齡,不會願意受擺佈拍照。後來,他還是很禮貌地請兒子跟他合照,光益則煞有介事說只能給大家一會兒時間,因為,小朋友有大件事等着處理。生命沒有大小之分,生命只講跟生命的關係。可以跟一個政權對抗,堅持公義人權價值不改的作家,對着兒子,也只能不卑不亢。余光益令余杰安身立命,也可能是余杰跟其他異見者生活不同的原因。

 

訪問日子,正是一月下旬,維珍尼亞州寒冷中陽光燦爛。余杰外表溫文,筆鋒卻幾乎天天跟一個政權對抗。他的房子裏面,光線充足,大廳至一樓樓梯旁,全掛了劉敏在影樓拍攝的照片,女主人的柔和冷靜與安寧,用了六至七個畫面表達。余杰說妻子在武漢大學畢業,原本學習金融管理,到北京後於國貿附近的商業公司工作。結婚之初,兩人租住國貿附近的單位,後來才買東五環遠郊的公寓。兩人是虔誠基督徒,余杰所寫的《香草山》,就是關於兩人愛情的非虛構小說,以情書體寫出。書名取自《聖經》的〈雅歌〉:「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劉敏當年看了《火與冰》之後,像萬千讀者一樣,寫信給余杰,最終結為心靈伴侶。《香草山》述說男女主角渴望愛、尋找知音、捍衛自由靈魂。其中女角獨白:「在這片已經不再蔚藍、不再純潔的天空下,如果還有一雙眼睛與我一同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現實裏,見過劉曉波負了陶力而不敢再讓劉霞失望,余杰一直懂得珍視劉敏。劉敏為余杰正直的決定,受過軟禁、驚恐、流產的痛苦。如今在美國這所房子,記者像看到小說一樣的美好結局。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奬後,余杰被毒打被監視,六年前,劉敏在機場跟在丈夫後面,確保他能離境,才跟着踏出去國之路。兩人生活的每一步,都像小說一樣的讀白。

 

不會介入任何民運活動
余杰在寫《中國影帝溫家寶》或是《中國教父習近平》等書以前,寫過不少令讀者喜愛的雜文。《愛與痛的邊緣》和《老鼠愛大米》等等,都是社會文化論述,以及生活抒情。至今約五十部著作鋪墊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個作家的成長,而且是一種說明,追求靈魂的正直與真誠,不能設有限制。自由裏要尊重,但被劃上框架的也不叫自由。

 

余杰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他對記者說,來美以後,他很清晰不會介入任何民運活動,因為,他有失望。「我曾經有一個概念,很多反對共產黨的人,他們因為長期反對共產黨,最後他們變得跟共產黨很相像。我用一個概念叫精神同構,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思維方式。」

 

過往有人評余杰以批評余秋雨成名,近年也有說他投台灣民進黨所好而生存。但想一下,從中國而來的作家,首先需要選擇而且要敢於選擇。余杰當天一起與孔慶東成長於北大,今天,有今天的余杰,也有今天的孔慶東,這也是一種說明。

 

夢裡與劉曉波重遇
對這樣一個多產作家來說,一本書,一句說話,沒可能說明全部,更不可能否定他的全部。親身見面、說話、電郵,余杰是乾淨、不含糊的人。表面的行為與寫作,當然眾議不同,唯有藏他夢裏的,跟藏在他地下室裏的,都是無需跟人解釋太多的生命重心及看法。劉曉波,依然是他發表在夢裏的思想,一闕地下室裏的宣言,最少,他心裏筆裏至今沒有放下戰友,不管生的、死的,劉霞或是劉曉波,甚至在南京去世不久的維權律師李柏光。

 

「當然,我現在還經常做夢能夠夢見他(劉曉波)。因為我想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差不多已經融合在一起了,我認識他到現在19年,我的人生軌跡都因為他而改變,包括我現在在這裡,如果不是跟他的關係,我也不會在這裡。當然,他已經過去了,這個事實沒有辦法改變,但是我想我能做的,除了我寫完他的傳記,我現在編輯他的文集。」

 

在《劉曉波傳》裏,余杰提到2003年他與女音樂家楊逢時獲頒「萬人傑文化新聞奬」,從紐約回北京後,他約劉曉波一起觀看頒奬禮錄影片段,其中余杰在獲奬感言中公開說:「天安門的坦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啓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看到這裏,劉曉波感動得走去緊緊抱着余杰,兩個男人,哀傷慟哭起來,旁邊的丁子霖、蔣培坤、劉霞及妻子劉敏,都在旁邊抹眼淚。余杰寫:「此刻,我們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騙的孩子,失魂落魄的孩子。」

 

向死而生
昨天相聚,守護真理的人物已成永恆傷感畫面。余杰現在編寫關於劉曉波按主題的文集,在台灣出版了10卷,他說這工作會長期持續做下去,包括他評論及研究劉曉波的生平思想觀念的文集,希望劉曉波在「眾聲喧嘩」的回憶和闡釋中,「向死而生」。他也相信,劉曉波曾經以為自己能像昂山素姬或是曼德拉,哪管是27年關押,最終能被釋放,重獲自由,改變國家,甚至成為總統。這種想法,是浪漫是天真,都無改他跟劉曉波的情誼,而他心裏耿耿於懷的一個疑問,無人能知。

 

「雖然我們沒有證據,我們不能夠排除中共用某種方式對他進行下毒,或者查出早期病症以後,拖延不治,最後讓他死去。因為我跟曉波相處十年,他的身體非常好,我記得大概06年,那時候他說好幾年不去體檢,我們勸他去做了體檢,回來的報告很多指數比我都要好,比如說我的血脂都有點高,他很好,身體非常健康,體育鍛鍊也比我多,去打網球,打籃球,身體很好,沒想到幾年以後就這樣。」

 

劉敏在美國曾對蘇曉康說,余杰一直沒有在社會待過,還像個孩子。小孩子心願最難熄滅,余杰大學時代偷看紀錄片《天安門》那天,就起誓永遠跟六四連結一起。他渴望劉曉波能出國自由,即使他死了,今天還夢見他來到美國,跟他們一起在附近餐廳吃飯。只是,好夢易醒,不好的夢,卻糾結心裏,難以擺脫,「我夢見他被幾條蛇纏著。」

 

「他對於你來說,是不是一個trauma, 一個創傷?」

 

「當然當然。我現在做夢都還常常夢到,比我奶奶去世對我的衝擊還要大。因為我奶奶是老人,她90歲了,去世我覺得是正常的,但劉曉波只有這麼年輕。」劉曉波去年離世時61歲。

 

劉曉波死了,余杰認為共產黨是消滅掉了自己的談判對手,平和和希望都沒有了。當年捷克的共產黨沒把哈維爾殺掉,變局到來,哈維爾成為民間領袖,跟當局和平談判,完成天鵝絨革命,沒有流血。但羅馬尼亞壽西斯古把所有反對派都殺掉,變化來臨之時,民間一個談判領袖都沒有,直接軍事暴動,法庭馬上把他槍斃。

 

最後,余杰帶記者走一條樓梯到地下室,那裡除了是兒子的康樂室、教會會友聚會地方,也存放了他的書和重要記念品。劉霞劃給他太太的一幅畫,是他感覺最重要的。

 

「這是劉霞送給我們的,劉霞畫的,是我妻子過生日的時候,她拿來送給我妻子的。她說畫一朵花,花的性情,特徵,跟我妻子一樣。」
「是怎麼樣?」
「她說是比較純潔和高貴的這種,她畫黑色的花,她不會用很多色彩。」
「我覺得它是很powerful,很有力量。」
「她有很多很多的畫。」

 

年年歲歲,能讓余杰願意留着的東西,應該是寶貴的。從他書房裏蔣培坤的木雕「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到地下室劉霞的「黑色花朵」。

 

「這是我們剛到美國的時候,紀念曉波,呼籲釋放他的活動,有這些人的簽名。這是丁子霖,蔣培坤,他做的,這是蔣彥永,這是我,這是劉曉波,我妻子,劉霞,05年春節,在蔣彥永家裡。所以我想這張照片再也不會有了。這些人再也不會在一起了,他已經過世了,他已經過世了,我們也不能回去。」一一指認着相片裏在生的、與去世的北京摯友,最後一句,是記者見過余杰最不能自控的一刻,但不過兩秒。如果他要哀慟,絕對是比眾聲喧嘩裏的人有更多的理由,但他選擇繼續為劉曉波編輯文集。

 

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之後被捕,2009年12月被判處十一年重刑,2010年十月獲諾貝爾和平奬。他在〈我沒有敵人〉結尾部份寫:「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

 

今天余杰在「群英堂」書房裏每天勤懇寫作,感覺自己得到的安寧,是香港及台灣也不會有的。而流亡者能帶走的,是生死不渝的朋友的靈魂、思想、說話,一塊曾被掉棄的木,一幅油畫上的強烈主張。他編寫劉曉波書曾引陶淵明詩,看淡生死:「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以,托體同山阿。」哀傷與安慰,他都一直寫下去,因為,他明白人性,「人的冷漠、隔絕和遺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

 

故人不在風雨,昔日如花。余杰屋外幾棵櫻花樹,與華府那一大片的,當開在人間四月。去國者心裏有沉重有豐裕,即使四野無人,還可能會小心翼翼地活着。他的安寧,都種在美國花樹裏。

 

撰文:冼麗婷

攝影:曾漢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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