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浪網 MySinaBlog

無風起浪 浪從哪裏來? (時事評論員 劉細良)

 

新民黨容海恩金句多,她最近接受傳媒訪問時又派金句,「我覺得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成為網民惡搞對象,大量二創出現。同一時間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開腔回應通識科檢討工作,批評有人把教育議題政治化,呼籲以「教育回歸教育」原則處理教育問題,又駁斥邵家臻問她母語問題無聊。
香港人今天已成驚弓之鳥,有些少風吹草動立即戒備,原因是「政府內外都牽涉太多政治」。當日曾俊華角逐特首時受市民支持,因為他提出的休養生息切合社會心理狀態,但反過來被林鄭批評。經歷梁振英五年的施政,香港人只希望往後畀大家唞唞,用大陸講法叫做「不折騰」,可惜事與願違,中共的部署是繼續全方位進擊。
首先是反港獨擴大化,DQ6之後再DQ周庭參選資格、逼各大學校長以公開信批大學生港獨標語、發動批鬥戴耀廷言論。然後方向一轉變成對付「結束一黨專政」,無端端將這句口號變成違反《基本法》,準備作為下一步DQ的理據。如此一來,鬥爭對象由港獨派、自決派擴大至支聯會、泛民。
其實香港人已經好厭倦政治鬥爭,無風又怎能起浪,大家早已見到暗湧處處,巨人全方位進擊,教育當然首當其衝。教科書用語審查本屬政治敏感議題,教育局以至政府上下根本沒有一個說法,為甚麼我們習以為常的用語今天變成不正確,大家見到背後有中共干預的手指模,香港人憂慮的不是今後「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是否消失,而是背後老大哥用放大鏡在審查香港教科書,猶如文革時從一篇文章、一封家書、一本小說的字裏行間推斷出反革命蛛絲馬迹。然後再爆出教育局檢討通識科,過去建制議員多次批評通識,將「特區青年造反」歸咎該學科,而教育局的課程小組一直認為通識科沒有問題,成效良好,大家自然疑惑何以忽然要作檢討呢?是否又是政治干預教育,至於那篇教育局網頁大陸山寨專家的「廣東話非母語」文章,猶如當年浸大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民教育手冊,當房間內煤氣洩漏,小小火花也足夠引發大爆炸。

黨官指點江山矮化港府

政府不應諉過市民捕風捉影、傳媒無風起浪,而是反省檢討究竟官民之間出了甚麼問題。中共的強勢干預,令特區政府官員,以至新特首短時間內已失去了香港人的政治信任,這才是無風起浪的根本原因。大家認為「中環西環行埋」,背後是有一整套hidden agenda,這些不可告人的計劃,正在一步步實施。每一次共黨官員就香港事務公開指指點點,客觀上就是公開矮化特首,公開削弱特區政府政治信任。一旦失去信任,市民不再相信政府會捍衞自治,在中港矛盾問題上據理力爭,穩站香港利益一方。
林鄭月娥可能真的認為邵家臻問題無聊拒絕回答,但公眾想法可不一樣,他們反過來會問為何特首三次不承認廣東話是母語,Must be something!


劉細良

時事評論員 

 


一個月有六萬人衝來香港(馮睎乾)

 

我的國,現在厲害了──昨天看林夕專欄,才明白說「中國」也是措辭不當,該說「我國」、「祖國」──但正如李嘉誠不必諱言自己有捱窮的日子,我國既已偉大復興,又何須掩飾往日艱苦的歲月呢?即使教育局長楊潤雄是香港土著,沒一個親戚是從大陸走難來港,也可向前任局長吳克儉學習一下,多讀一點書,自然明白「中共建國」跟「大量人移居香港」有沒有因果關係。
去年看過昔日香港專欄作家十三妹的一本雜文集,想起有篇〈1961年的香港人〉。那篇專欄寫於1961年1月1日,十三妹回顧過去一年,加稅加價,打工仔薪金不變,感慨生活艱難。日子這麼苦,我國同胞會從內地移居香港嗎?十三妹筆鋒一轉,即說:「年年難過年年過,你估1961年的香港人真會餓死者乎?香港人捱冷捱餓,因為有一個現成的中國大陸放在那兒可作比較,倒是不算一回事的。」DSE考中國近代史,應該摘錄十三妹上述的話,讓考生分析一下何謂「現成的中國大陸」。答案可在張愛玲的散文找到。

教科書不管好壞,從來就不是最高權威,要認清真相,必須追本溯源,疏理原始史料,專欄、散文、詩,甚至流行歌,統統是研究歷史的有用素材。張愛玲在1961年重遊香港,返美國後寫了篇遊記〈重訪邊城〉,有幾段提及當時從大陸逃來香港的人:「這時候正是大躍進後大飢荒大逃亡,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衝出香港邊界。大都是鄰近地帶的鄉民。」現在一年的大陸新移民,不過五萬四千多人,跟當年比較,「倒是不算一回事的」。但殖民地政府跟今天不同,他們考慮到市民需要,到處起樓。張愛玲尋覓從前在港大讀書時,掩映在杜鵑花海中的半山老洋房,可惜已找不着:「這種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張愛玲用的字眼是「難民」,敢問措辭是否恰當? 

 

 


【wONdEr|余杰專訪】流亡者的平靜與不安 當余杰不敢來香港(足本版)(蘋果日報)

已故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奬,他的作家好友余杰,於2012年初寫下去國聲明,公開聲稱被中國當局綁架毒打及監視,為了安全,舉家移居美國生活,至今六年。 

余杰與妻子及兒子現居於維珍尼亞州,從華盛頓開車約一小時多。記者一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兩次到他家訪問,了解他的生活及想法。

 

余杰住在一個中產小區,那裏除了有杉木大樹,也種常青小竹林。他屋外有一棵寬大、差不多有屋子般高的大松樹,特別吸引。以筆耕寫作維生的男人,那一片千多尺的草地,也只有草及樹,他說在這裏幹活做園藝的時間,比前此一輩子做過的還多。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余杰曾在電郵跟記者說,美國的房子產權屬於自己,中國的房子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居住在美國房子最大的感受,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北京,便衣隨時可以闖進你家,不出示任何手續(文件),抄家,抓人,而在美國,我可以開槍擊斃這樣的闖入者。所以,我到美國之後,趕緊去買槍,支持持槍權。」但他並不反對恰當的槍械管制。
____

 

遠離傷痕文學的年代,要明白余杰這個流亡作家,或許可從1998年他寫《火與冰》開始。回望世紀末,他這一代,不要只留餘恨,而是著力更深的鞭韃。有這麼一段,令香港人一看,就明白他的心思,比傷痕要深。他說,有心的讀者,一看就會看出是跟六四有關。

 

你到死都不會明白,怎麼會這樣呢?在帝國時代,就連專制的皇帝也沒有這樣赤裸裸地殺害一群太學生啊!何況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白紙黑字神聖地寫着,這是『共和國』。領袖們揮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時,和藹得像家庭裡的父親。屍體真的那麼沉重嗎?你們錯了。他們照樣唱他們的戲,程式一點也沒有改變。『民國』並不因你們的死亡而成為真正的『民國』,他們有的是子彈,他們的字典裡没有『懺悔』這個詞。他們還會屠殺,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還會有更殘暴的屠殺降臨。他們教唆那些病痛者:來,快來,快來蘸人血饅頭吃!」

 

不敢去香港、東南亞地區
作家在書寫世界裏,萬馬奔騰,真實生活,歇息於平靜。記者第一天下午四時許到達余杰家門外,夫婦剛散步回來,他十歲的兒子余光益,也放學回家了。看余杰一個流亡者,是有點距離,但聽到他不能入境香港,那種感覺,又不同了。他說自己因為推動宗教信仰自由,也是家庭教會活躍人士,讓共產黨感到是很大的威脅。前幾年,他獲得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最終奬項及奬盃是郵寄給他的,連其他人整項頒奬禮也取消了。

 

提起此事,他說港府雖然沒有明確不准他來港,但他也是不願意嘗試去買一張機票,然後最終不能入境而折返美國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而且我也不敢去(香港),像銅鑼灣書店的那些人一樣被綁架,所以,現在亞洲地區,我只去日本和台灣,別的國家,像緬甸、越南、泰國,都有很多人被中國綁架嘛,都在中國的陰影下,所以這些東南亞地區我都不會去。」

 

寫作人的恐懼,似遠還近。當天,他是因為自己及家人安全受威脅而選擇離開中國,所謂安靜於美國寫作生涯,去國六年,劉曉波、劉霞、乃至他自己的經歷,其實在這個不敢去東南亞的世界人心裏,留下創傷。從中國流亡到美國的無國籍者,在身份問題上,不可能沒有矛盾。

 

不要兒子學習讀寫中文
「叔叔,再見,再見。」六年前離境當日,兒子在北京機場跟監視他們的國保警察(國家安全保衛警察)道別,對這荒謬一幕,余杰有這樣的陳述:當時沒有立即告訴兒子那些「叔叔」是甚麽人,但心裏發誓,到了美國,會把全部真相告訴兒子。當飛機騰空一刻,他眼淚掉下來。從窗口往下張望的北京城,仿如科幻電影,不再真實,那不是一座他曾經生活了十九年的城市。

 

當日賣掉北京遠郊五環外萬科青青家園的一千呎單位,足夠在美國小區買一幢三層的房子。現在每周用一百五十美元以內到超巿買好一星期所需食品,孩子上公立學校不用錢,妻子在教會當傳道人,他每天清晨寫作到中午一時,下午看書,然後接孩子放學、打球、做飯,晚上一家三口共敍天倫。

 

余杰希望兒子成為單純快樂的美國孩子,絕不想上一代的重負延續到下一代。他甚至不要兒子學習讀寫中文,在家中只要能聽講就好。妻子劉敏,現在是教會傳道人,講道的口才,遺傳給兒子,每天面對兩個辯論高手,杰爸爸連口吃都治療得幾乎完美了。六年時間,異見份子的兒子跟其他華裔同伴最大不同是,他放假會在美國境內旅遊,例如加州,去年聖誕假期就到了一個室內溫泉公園度假。光益不會像同伴一樣回中國探親,而且,還會跟他們說:「不要去中國啊,中國有很多壞警察,差點把我爸爸打死。」

 

孩子對父親的狀況似懂非懂,光益因為在班裏數學第一名,印裔女生第二名,她要跟中國男生比高低,自豪地向光益說自己的父親是軍官,曾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光益不甘示弱,回敬說,2012年他們初來美國時,早就全家接受《紐時》訪問了。其實,那就是關於他們一家流亡來美國的故事。

 

至於留在內地的父母,曾來美國探余杰幾個月。他們偶然會被當局旁敲側擊及傳達訊息,包括警告要余杰不能批評習近平。但他爸爸會跟對方說,余杰進大學後思想已經完全獨立了,到現在,他就更管不了。

 

不說假話在這個社會沒法生存下來
四川山重水複,桃紅李白,長江水委蜿溫柔,余杰在成都浦江長大。爸爸在重慶大學畢業,主修建築,曾在政府當總工程師,一直以平等思想觀念教導子女及討論事情。父親、弟弟與大伯家裏的三個小孩,全都是理工科,只有余杰始志讀文學,雖然余父心裏未必願意,但也不會強迫兒子選擇別科,省吃儉用,給他訂報紙雜誌,買一整套40多本的世界文學名著翻譯版。雨果的《悲慘世界》,余杰十三歲就讀完,而且印象深刻,那一年,他還第一次公開發表詩歌創作。六四時候,他跟着爸爸一起聽美國之音及BBC,在廣州一間航空公司工作的堂哥,經常影印香港報紙帶回來,成為爸爸的抽屜秘密,也是余杰走向真相的通道。

 

最強的身教是爸爸正直的性格。他是專業建築師,在縣城政府裏負責建築方面的總工程師,包括房子蓋好以後,負責檢查、驗收、簽字。後來,縣裏最大房地產商,恃着跟縣委書記是殷親,房子偷工減料,余父為此不肯簽字,結果,六十歲不到便被強迫提早退休。

 

堅持公正,沒有人能改變的爸爸,出了沒有人能改變的兒子。如果正直是今天中國的罕有財富,當這一種「富二代」,就是罕有的思想貴族。中國人的品格有問題嗎?按余杰的分析,他認為共產黨半世紀統治,把中國傳統文化從最開陽的部份,跟外來的馬列共產主義最殘暴的部份結合起來,成了一個怪胎,是一個最壞的跟最壞的結合。

 

「那你不是在這個教育裡面長大嗎?」記者問。
「所以我也是受害者,而且這些壞東西現在還留在我身上,我不是說完全絕緣、是一個崇高的人,我也是從那個環境中出來。」余杰算是誠實了。

 

「有什麼壞的教育在裡面?」記者問。
「我曾經用一個比喻,就是我像《三國演義》裡面,關羽中了毒箭以後,刮骨療傷。這個毒已經在我的骨頭裡面,我每一天都要去刮骨,當然不是要真正刮骨,但思想和精神裡不好的東西,可能到我死的時候,一輩子我都要做這樣的工作。」

 

「你說的毒,能說一下是什麼?」

 

「比如說儒家裡面,愛面子,像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還有魯迅批判裡面的,很多很多。」

 

「除了那些儒家不好的地方,這60多年,共產黨統治之下,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存在你們的裡頭呢?」

 

「共產黨,我覺得最大一個特徵就是謊言,說謊,所有人都說謊,所有人都說假話,你不說假話在這個社會沒法生存下來。」

 

「你曾經也會這樣嗎?」

 

「那當然啦。」

 

「就是小的時候?」

 

「不僅是小的時候。」1998年他出第一本書《火與冰》的時候,就找了好朋友(現著名內地作家)許知遠假扮自己,致電女編輯,聲淚俱下,成功感動對方出版他的書,現在看,是趣事,也是青春的荒唐。今天,余杰說自己不僅反對共產黨,也反對整個中國。他看中國的危機不僅是共產黨的問題,肯說真話的人,已沒有幾個。「在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共產黨崩潰,但是崩潰以後怎麼樣我不知道,有可能會更糟糕,因為現在我覺得中國民眾跟共產黨一樣壞。」

 

余:香港言論自由在收窄
余杰跟上一代流亡知識份子相比,是樂觀而進取的。他說,以往從流亡美國的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猶如今天的明星或體育明星,來到美國卻只有很細小的中文圈子,一下子無法習慣。六四後逃亡美國的蘇曉康,後來遇上車禍,妻子癱瘓了,最初一年,他哭都哭不出來。在電郵裏,蘇曉康對記者寫,美國讓他「賠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他對新近來美而又盲目樂觀的年輕一輩,是有點冷眼旁觀的辛酸感覺。

 

上一代種種經歷,都沒有讓余杰失望、害怕。「我和劉曉波在國內就已經被封殺,所以我們對那種安靜、寂寞和孤獨已經習慣了,沒有這種很大的心理落差。」余杰一直習慣努力寫作,在美國依然努力向香港及台灣投稿,無論報章政論或是書稿,他都以一個平常投稿者身份去讓對方選擇,包括開拓台灣讀者群。作為一個出版了約五十部書的知名作家,他向台灣報紙及網站,一篇一篇投稿,「你作品的份量到哪裡來,質量到哪,人家自然會用,慢慢的就會建立起信用,別人就會請你寫專欄。」

 

從2004年跟劉曉波做中國人權狀況報告後被抓,余杰就不能在中國發表任何文章。他認為近幾年香港言論自由在收窄,剛到美國,差不多一半作品在香港出版或發表,百分之二十五在台灣,百分之二十五在美國的華人中文媒體,近兩年,香港幾乎全都沒有了,現在他的文章,一大半在台灣,一小半在美國中文媒體。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冷靜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繼續生活呢?你覺得跟宗教,或者跟你自己特有的性格有關嗎?」

 

「對,這些都有關。比如說89年逃亡到美國的人,很多是第一次到美國,其實我真正從2012年1月11日到美國定居,在此之前,我從2003年到2012年到美國訪問,差不多9年的時間,到過美國15次左右。差不多大部分美國的州都去過,這不一定是很熟悉的地方,但不會完全突然到了一個不知道的地方,可能這是我比他們那一代人幸運的原因。」

 

「會不會你是比較適應力強的人?或者你對世界很好奇,所以在新的地方你感覺沒問題?」

 

「對。我沒有那麼強烈的鄉愁,18歲考上北京大學,離開成都,此後在北京生活19年,北京距離成都一千多里,跟我在美國,本質上沒有非常根本的差別。北京也不是我的家鄉,我在北京是個外來者,雖然有北京的戶籍,但從來沒有覺得我算是個北京人。美國具體的生活上會有一些所謂的不便利,我們在附近很難找到一家很好吃的中餐館,但是我覺得沒有餐館,我可以自己去做。」

 

他很喜歡做飯,又說美國這批知識份子裏,沒有幾個人有很好的廚藝,他算是一個,而普林斯頓的何清漣也做得很好,兩人會交流心得。余杰以往會跟劉曉波做回鍋肉,現在,他在異邦成了家裏主廚,做中式滷水豬蹄、紅燒排骨、四川風味的豆瓣魚都很好,都是複雜菜式。兒子倒卻喜歡簡單的美國口味,愛吃他做的義大利麵、雞湯麵或是土豆絲。「到妻子回來了,小孩回來了,我會做一個比較豐盛的晚餐。」

 

第一天的訪問開首,見到他太太劉敏,客人請她恕過打擾,她微笑回應「不會」,轉身便走開了。一不留神,談到傍晚時分,意識余杰心焦要處理晚餐了,記者趕快告辭。

 

第二天清早,再次拜訪余杰。寧靜的早上,只見一位青年爸爸帶孩子過來,當天剛好是學校假期,小朋友在余家小聚。三個鄰家小孩,假日分享簡單甜品,自然而愜意。余杰獨子余光益,名字是余英時改的,他在媽媽肚裏之時,劉霞轉告監裏的劉曉波,就讓他很高興。若不是上一代的原因,余光益不會一口美國英語在這裏生活;若不是因為這小孩,余杰與劉敏的三層的房子,也不會有這樣的生氣。

 

余杰起初說孩子開始在反叛年齡,不會願意受擺佈拍照。後來,他還是很禮貌地請兒子跟他合照,光益則煞有介事說只能給大家一會兒時間,因為,小朋友有大件事等着處理。生命沒有大小之分,生命只講跟生命的關係。可以跟一個政權對抗,堅持公義人權價值不改的作家,對着兒子,也只能不卑不亢。余光益令余杰安身立命,也可能是余杰跟其他異見者生活不同的原因。

 

訪問日子,正是一月下旬,維珍尼亞州寒冷中陽光燦爛。余杰外表溫文,筆鋒卻幾乎天天跟一個政權對抗。他的房子裏面,光線充足,大廳至一樓樓梯旁,全掛了劉敏在影樓拍攝的照片,女主人的柔和冷靜與安寧,用了六至七個畫面表達。余杰說妻子在武漢大學畢業,原本學習金融管理,到北京後於國貿附近的商業公司工作。結婚之初,兩人租住國貿附近的單位,後來才買東五環遠郊的公寓。兩人是虔誠基督徒,余杰所寫的《香草山》,就是關於兩人愛情的非虛構小說,以情書體寫出。書名取自《聖經》的〈雅歌〉:「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劉敏當年看了《火與冰》之後,像萬千讀者一樣,寫信給余杰,最終結為心靈伴侶。《香草山》述說男女主角渴望愛、尋找知音、捍衛自由靈魂。其中女角獨白:「在這片已經不再蔚藍、不再純潔的天空下,如果還有一雙眼睛與我一同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現實裏,見過劉曉波負了陶力而不敢再讓劉霞失望,余杰一直懂得珍視劉敏。劉敏為余杰正直的決定,受過軟禁、驚恐、流產的痛苦。如今在美國這所房子,記者像看到小說一樣的美好結局。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奬後,余杰被毒打被監視,六年前,劉敏在機場跟在丈夫後面,確保他能離境,才跟着踏出去國之路。兩人生活的每一步,都像小說一樣的讀白。

 

不會介入任何民運活動
余杰在寫《中國影帝溫家寶》或是《中國教父習近平》等書以前,寫過不少令讀者喜愛的雜文。《愛與痛的邊緣》和《老鼠愛大米》等等,都是社會文化論述,以及生活抒情。至今約五十部著作鋪墊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個作家的成長,而且是一種說明,追求靈魂的正直與真誠,不能設有限制。自由裏要尊重,但被劃上框架的也不叫自由。

 

余杰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他對記者說,來美以後,他很清晰不會介入任何民運活動,因為,他有失望。「我曾經有一個概念,很多反對共產黨的人,他們因為長期反對共產黨,最後他們變得跟共產黨很相像。我用一個概念叫精神同構,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思維方式。」

 

過往有人評余杰以批評余秋雨成名,近年也有說他投台灣民進黨所好而生存。但想一下,從中國而來的作家,首先需要選擇而且要敢於選擇。余杰當天一起與孔慶東成長於北大,今天,有今天的余杰,也有今天的孔慶東,這也是一種說明。

 

夢裡與劉曉波重遇
對這樣一個多產作家來說,一本書,一句說話,沒可能說明全部,更不可能否定他的全部。親身見面、說話、電郵,余杰是乾淨、不含糊的人。表面的行為與寫作,當然眾議不同,唯有藏他夢裏的,跟藏在他地下室裏的,都是無需跟人解釋太多的生命重心及看法。劉曉波,依然是他發表在夢裏的思想,一闕地下室裏的宣言,最少,他心裏筆裏至今沒有放下戰友,不管生的、死的,劉霞或是劉曉波,甚至在南京去世不久的維權律師李柏光。

 

「當然,我現在還經常做夢能夠夢見他(劉曉波)。因為我想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差不多已經融合在一起了,我認識他到現在19年,我的人生軌跡都因為他而改變,包括我現在在這裡,如果不是跟他的關係,我也不會在這裡。當然,他已經過去了,這個事實沒有辦法改變,但是我想我能做的,除了我寫完他的傳記,我現在編輯他的文集。」

 

在《劉曉波傳》裏,余杰提到2003年他與女音樂家楊逢時獲頒「萬人傑文化新聞奬」,從紐約回北京後,他約劉曉波一起觀看頒奬禮錄影片段,其中余杰在獲奬感言中公開說:「天安門的坦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啓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看到這裏,劉曉波感動得走去緊緊抱着余杰,兩個男人,哀傷慟哭起來,旁邊的丁子霖、蔣培坤、劉霞及妻子劉敏,都在旁邊抹眼淚。余杰寫:「此刻,我們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騙的孩子,失魂落魄的孩子。」

 

向死而生
昨天相聚,守護真理的人物已成永恆傷感畫面。余杰現在編寫關於劉曉波按主題的文集,在台灣出版了10卷,他說這工作會長期持續做下去,包括他評論及研究劉曉波的生平思想觀念的文集,希望劉曉波在「眾聲喧嘩」的回憶和闡釋中,「向死而生」。他也相信,劉曉波曾經以為自己能像昂山素姬或是曼德拉,哪管是27年關押,最終能被釋放,重獲自由,改變國家,甚至成為總統。這種想法,是浪漫是天真,都無改他跟劉曉波的情誼,而他心裏耿耿於懷的一個疑問,無人能知。

 

「雖然我們沒有證據,我們不能夠排除中共用某種方式對他進行下毒,或者查出早期病症以後,拖延不治,最後讓他死去。因為我跟曉波相處十年,他的身體非常好,我記得大概06年,那時候他說好幾年不去體檢,我們勸他去做了體檢,回來的報告很多指數比我都要好,比如說我的血脂都有點高,他很好,身體非常健康,體育鍛鍊也比我多,去打網球,打籃球,身體很好,沒想到幾年以後就這樣。」

 

劉敏在美國曾對蘇曉康說,余杰一直沒有在社會待過,還像個孩子。小孩子心願最難熄滅,余杰大學時代偷看紀錄片《天安門》那天,就起誓永遠跟六四連結一起。他渴望劉曉波能出國自由,即使他死了,今天還夢見他來到美國,跟他們一起在附近餐廳吃飯。只是,好夢易醒,不好的夢,卻糾結心裏,難以擺脫,「我夢見他被幾條蛇纏著。」

 

「他對於你來說,是不是一個trauma, 一個創傷?」

 

「當然當然。我現在做夢都還常常夢到,比我奶奶去世對我的衝擊還要大。因為我奶奶是老人,她90歲了,去世我覺得是正常的,但劉曉波只有這麼年輕。」劉曉波去年離世時61歲。

 

劉曉波死了,余杰認為共產黨是消滅掉了自己的談判對手,平和和希望都沒有了。當年捷克的共產黨沒把哈維爾殺掉,變局到來,哈維爾成為民間領袖,跟當局和平談判,完成天鵝絨革命,沒有流血。但羅馬尼亞壽西斯古把所有反對派都殺掉,變化來臨之時,民間一個談判領袖都沒有,直接軍事暴動,法庭馬上把他槍斃。

 

最後,余杰帶記者走一條樓梯到地下室,那裡除了是兒子的康樂室、教會會友聚會地方,也存放了他的書和重要記念品。劉霞劃給他太太的一幅畫,是他感覺最重要的。

 

「這是劉霞送給我們的,劉霞畫的,是我妻子過生日的時候,她拿來送給我妻子的。她說畫一朵花,花的性情,特徵,跟我妻子一樣。」
「是怎麼樣?」
「她說是比較純潔和高貴的這種,她畫黑色的花,她不會用很多色彩。」
「我覺得它是很powerful,很有力量。」
「她有很多很多的畫。」

 

年年歲歲,能讓余杰願意留着的東西,應該是寶貴的。從他書房裏蔣培坤的木雕「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到地下室劉霞的「黑色花朵」。

 

「這是我們剛到美國的時候,紀念曉波,呼籲釋放他的活動,有這些人的簽名。這是丁子霖,蔣培坤,他做的,這是蔣彥永,這是我,這是劉曉波,我妻子,劉霞,05年春節,在蔣彥永家裡。所以我想這張照片再也不會有了。這些人再也不會在一起了,他已經過世了,他已經過世了,我們也不能回去。」一一指認着相片裏在生的、與去世的北京摯友,最後一句,是記者見過余杰最不能自控的一刻,但不過兩秒。如果他要哀慟,絕對是比眾聲喧嘩裏的人有更多的理由,但他選擇繼續為劉曉波編輯文集。

 

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之後被捕,2009年12月被判處十一年重刑,2010年十月獲諾貝爾和平奬。他在〈我沒有敵人〉結尾部份寫:「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

 

今天余杰在「群英堂」書房裏每天勤懇寫作,感覺自己得到的安寧,是香港及台灣也不會有的。而流亡者能帶走的,是生死不渝的朋友的靈魂、思想、說話,一塊曾被掉棄的木,一幅油畫上的強烈主張。他編寫劉曉波書曾引陶淵明詩,看淡生死:「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以,托體同山阿。」哀傷與安慰,他都一直寫下去,因為,他明白人性,「人的冷漠、隔絕和遺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

 

故人不在風雨,昔日如花。余杰屋外幾棵櫻花樹,與華府那一大片的,當開在人間四月。去國者心裏有沉重有豐裕,即使四野無人,還可能會小心翼翼地活着。他的安寧,都種在美國花樹裏。

 

撰文:冼麗婷

攝影:曾漢楝 

 

 


世道人生: 鼓吹與討論(李怡)

 

中共指揮棒下對戴耀廷的大批判,一個勁說他的言論是「鼓吹」港獨,為他申辯的民主派就說他只是「討論」港獨,並表示「鼓吹與討論是兩回事」。
1951年美國曾有過一宗丹尼斯案(Dennis v. United States),案件控告丹尼斯等11名共產黨員在1945到1948年間,組織共產黨,不斷鼓吹以武力推翻美國政府。當時多數法官認為被告不僅僅是討論馬列主義,而且是「鼓吹」和「煽動」,而討論才是憲法中言論自由的真諦。不過,其中一位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1898-1980)不同意這看法,他認為把「討論」和「鼓吹」作為判斷言論是否自由的界定標準,就意味着一個言論有沒有自由,不在於言論的內容是甚麼,而在於說話的人有甚麼樣的意圖,而意圖是看不見、摸不着,十分難證明的東西。一旦走上了以意圖去判斷是非之路,就會墮入「每個公民的自由都受到危害」的境地。果然,丹尼斯案後,美國進入了麥加錫非美活動調查的白色恐怖時期。直到1957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一樁類似案件,才獲糾正,法院裁決「不禁止暴力推翻政府的抽象學說的宣揚」。
美國在1837年出版了一本享譽全球的開會寶典《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RONR),裏面規定:「不許質疑動機。」因為動機是不可證實的東西。其次是利己性是人類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並不為過,所以指責他人的動機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增加矛盾。
2016年1月11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講中談到司法覆核。他說:「正如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和我本人分別多次指出,法院所處理的只是(司法覆核)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訴訟各方的動機,不管是政治還是其他方面的動機,實在無關重要:關鍵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法律上是否有充足的理據。只顧思索訴訟各方有何動機,對作出正確的判決結果毫無幫助。
因此,無論根據國際議事寶典、國際案例還是香港大法官的意見陳述,以涉及動機的「鼓吹」入罪都不能成立。當然,世界上有兩種法律,一種是法律,一種是中國法律。法律界人士若因一個港獨議題而要回歸中國法律,那麼香港就沒得救了。
台灣知名人士沈君山親口告訴我,在美麗島案件審判時,他受蔣經國之托,到監獄探訪施明德,對施表示,只要他不出庭應訊,就不會判他死刑。這是當時威權政治凌駕司法之下,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施明德口頭也同意了。豈料第二天他仍然走向法庭,並說出「台灣人民應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這句震動台灣內外的話,帶來整個社會對民主化的推進。
宣傳,不就是鼓吹嗎?冒着必死的風險也要爭取言論自由,與為了保議席或說不出來的利益,連維護已有的言論自由都遲疑,道德勇氣的差距何止霄壤?

香港人應有鼓吹港獨的言論自由!這是愛護香港的人今天應該說的話。我說了,你要分享嗎? 

 


救熊(李純恩)

 

1993年,來自英國的羅賓遜女士(Jill Robinson)走進中國南方一個非法黑熊養殖場,幾十隻亞洲黑熊擠在大大小小的鐵籠裏,散發着惡臭,等着被人抽取膽汁。羅賓遜女士走過熊籠的時候,一隻黑熊伸出熊掌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抓住熊掌,這隻熊定定看着她,輕輕地捏她的手。在這一剎那,羅賓遜女士決定要救這些熊。1998年,她創辦了亞洲動物基金,到了2000年,基金會跟四川省林業廳合作,創辦了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專門收留救治「取膽熊」。
在黑熊救護中心工作了九年的女飼養員說,她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正好看到用卡車送來六十多隻被救出來的「取膽熊」,這些熊的肚子上都插了取膽汁用的導管,傷口上滿是膿血。長期關在籠子裏,熊的體形也變得畸形,有的熊掌折斷,慘不忍睹。這些黑熊飽受摧殘,見了人極是恐懼。有些熊從出世就關在籠子裏,工作人員在草地上打開籠門,熊往草地上一踩馬上縮回籠子,三番四次,終於敢走出籠子,踏足青草之上,驚喜得狂奔良久才停。
救護中心成立以來,已經救出了幾百隻「取膽熊」,有的救得活,有的救不活。每隻去世的熊都會在園中妥善埋葬,為牠們立墳。黑熊因為太熟人性,怕牠們會傷人,即使康復了也不能放回大自然,所以都在救護中心養着,那裏環境良好,食物與玩樂設備也足,黑熊們在那裏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樣,牠們是從地獄逃出來的。

中醫視熊膽為珍貴藥材,因此也就成了黑熊的催命之物,被人養殖活取膽汁,肚子上插了導管,為了不讓堵塞,就不能讓傷口癒合,所以黑熊的傷口永遠是剛好一些就要被人撕開。黑熊無辜,人類作的孽,如今再由人類去解。  


李總理要去清水寺(李純恩)

 

 

中日韓三國開高峰會,地點在日本,中國總理李克強會參加,日本方面準備隆重接待,首相安倍晉三希望李總理到了日本之後,可以多走走多看看,比較深入地了解日本。此舉,自然是為了改善總是改善不好的中日關係。
如果由我來安排李總理的行程,一定會讓李總理到京都清水寺去走一走,從山腳沿路而上,一條山道上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穿和服的男女,有老有嫩,和服鮮麗,束腳束步,走起路來特別斯文,和風盎然,但一開口,十之八九中國話,有四川有上海,有東北有杭州,說不定還有人用李總理老家安徽定遠的鄉音與他交談。李總理到了那裏,一定嘆為觀止:這麼多「日本人」,原來都是中國同胞,同胞一穿上和服,說話聲量也小了,走路動靜也文明了,滿街的假東洋鬼子,有少男少女,有大叔大媽,扮起日本人來其樂無窮,十分熱愛。
看到這一點,李總理對於中日友好的前景一定充滿信心,起碼下次再鬧什麼釣魚島風波的時候,這些中國理性同胞會是很大的穩定基礎,他們既然那麼喜歡日本,便也不會因為一個荒島而跟自己國家過不去了。

走完清水寺,李總理可以轉訪大阪心齋橋之類的商業區,看看中國同胞在日本的「扶貧激情」,便知道中國人民做善事,不限於中國貧困山區,到了日本一樣善心爆棚,從大米到馬桶圈,全部大手買入,那馬桶圈據說產自杭州,中國人到日本花錢結果還是便宜國人,也算「肥水不流他人田」,人民幣始終回到中國人民手上。中日友好年年講,其實很容易搞,有錢的中國人已經自己跑日本友好去了,只要政府拿些錢出去,補貼國內花不起錢遊日本的「民族抗日英雄們」,讓他們去日本旅遊,多去幾次之後,保證他們也都去清水寺附近穿和服扮日本鬼子了。這樣,中日友好基礎永固,世世代代好下去了。 

 


替英皇娛樂擔心( 馮睎乾 )

 

港區政協佘德聰建議,中央政府應在合適時間,清除香港殖民政府留下的符號,例如香港的地名和道路名稱。彭定康有一金句:「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不想緬懷過去,但實在忍不住說:彭督又中。
改地名街名這個議題,每隔幾年例牌翻炒一次,從前大家只是說說罷了,連陳佐洱和本地左派也不支持。比如三年前曾鈺成在專欄說,殖民時代命名的地方不應改名,「倘要改名,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必然引起極大混亂」。那麼佘德聰何必舊事重提呢?想來想去,我只找到一個理由:他掌握風向,心底明白,從前大家以為荒謬絕倫的事,將會變得理所當然。何況「去殖」非但不荒謬,簡直是天經地義。對,過去中央政府的確認為,殖民地街名地名可以保留,但塵世間有什麼事,中央是不會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呢?鄧小坦同志也曾廢除幹部領導終身制,又如何?事實上,當年廢除終身制,也不過是「黑貓白貓」的思維,是拿來對付華國鋒的手段,而非制度;最後小坦同志辭掉軍委主席,不也照舊垂簾聽政?中國人對政府向來大愛包容,你肯做戲,他們會感恩,不做戲,他們會習慣。

改掉殖民地的街名地名,跟修改憲法一樣,只是赤裸裸地還原現實的真貌,有什麼問題呢?反而不變才是問題,名不副實,像假豪宅的樓盤名,令人尷尬。硬要把天安門稱為明朝的承天門,沒什麼意思嘛,所以我舉腳支持佘德聰。改名原則,大概有三方面:一是反映現實,例如旺角可改稱蝗角或大媽角,上水可改稱水貨區;二是取其意頭,如麥理浩徑可改叫董建華徑,表示行到腳痛,但官運亨通;三最重要,是避諱,如太X山的X、伊利Y街的Y,統統不能再用。怕英皇道改為總書記道後,樓價會跌?建議你參考張曉明的書法價錢。 

 


論西方之上當(陶傑)

 

西方傳媒眼見中國再次「毛澤東化」,驚呼二十年來看錯了這個國家,意即養虎為患,後知後覺,狀甚可笑。
二十年來,不論西方左翼「精英」,還是川普的藍領支持者,都舔盡了「中國製造」廉價貨品的低通脹紅利。「全球化」將大量污染的工業生產線連同電子垃圾都搬去中國。
西方享受中國廉價的勞工人命時,一干本來擁護哲古華拉、胡志明的左膠去了哪裏?他們在學術界、金融界、高科技界和無國界的社工企業佔據了CEO和主管的位置,並在西方推行「自我疚責」(Self-guilt)和「自我仇恨」(Self-hate)的「大愛包容」意識,將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歷史貢獻自我貶抑而批判,將第三世界的罪孽淡化而美化。
在中國經濟崛起的時候,西方的商界、政界、學術界,急需一個中國歷史文化與人類學的知識庫,連同其「孫子兵法」與「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國人這個民族的性格心理,尤須着眼於此一民族的價值觀與人生觀,與西方主流文化有什麼「不同」,而不是盲目認定出於共同的人性,中國人會與西方白人一樣追求終極的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之「同」。
譬如二十年來,中國男人蜂擁追看的古裝電視劇:「劉羅鍋」、「康熙王朝」、「雍正大帝」、「漢武大帝」之類,還加上中國女人情迷的「還珠格格」,派駐中國的西方記者和僑民,對於中國人是否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是否有足夠的美學品味,是否能進化為懂得以理性辯論和議會選票來決定自己的命運,應該有非常清晰的答案,就是No。
在西方國家的白人,沒有去過中國,但見到走向歐洲和美日的中國人,其趣味只限於瘋狂搶購名牌衣着、奶粉、廁板之類,也應該對所謂的「三千年中國文明」其實僅限於溫飽和口腔,而不及大腦的高維層次,有足夠的認識。
當然,西方大學有大量來學習科技的中國留學生。克林頓等以為這些中國年輕人可能比較高端,在西方住久了會認同民主自由,可以「政治正確」的左膠寬容,將入學要求包括英文程度定低一點,令他們將西方價值觀帶回大陸。
然而「六四」之後中國早已對「和平演變」高度防範,制訂組織控制應對之策,怎會讓克林頓奧巴馬之流將中國的下一代「思想殖民」?愚蠢的西方,就此輸掉了時間和空間。

蠢人比壞人更可惡。中國自「六四」後沉着反攻,你要瓦解蘇聯集團?剩下了我,我不會被你這幫傲慢自戀的白左瓦解,相反我來佔領世界。中國贏得漂亮。 

 

 


迷途小書僮 | 10-Feb-18 | 教育

 饒公談香港精神[馮睎乾] 

 

不少人說饒宗頤學有大成,端賴香港這前英殖民地庇蔭。既對,也不對。饒先生有今日成就,是在對的時間,對的地方,遇上對的人,早一步晚一步,都會分裂出另一個人生。
日本侵華,中斷了饒先生在中山大學通志館的纂修工作,中大要搬到澂江,他就取道香港到雲南去。這是他第一次來港,本來只是過客,但途中生了場大病,親戚勸他留下來,雲南之行就作罷了。這場病也確實來得合時,假如他順利抵滇,終其一生,大概只能做個平凡的大學中文系教師,而不會有今日的成就。當其時,饒先生廿歲出頭,在香港機緣巧合認識了王雲五和葉恭綽。他協助王雲五編寫辭典,讀了海量經史百家典籍;葉恭綽找他幫忙編《全清詞鈔》,饒得以看到很多葉老珍藏的詞集,全賴這個工作機會,在詞學打下深厚基礎,他日後才寫得出《詞集考》。
第二次來港是在1949年,香港商人方繼仁是他的學生,對老師百般照料,有次饒宗頤跟他談起敦煌研究,方就一擲四千多港元,購買一套英國的微縮膠片,令饒可掌握敦煌學的前沿資料。當時除日本人外,饒宗頤就是遠東唯一擁有這套膠片的人。六十年代,饒先生結識了印度駐香港領事館秘書白春暉(V. V. Paranjpe),白是正宗婆羅門,其父是《吠陀》教授,白當然精通梵文。饒白二人於是交換知識,饒教《說文》,白教梵語,一周兩次,彼此一小時,饒就這樣學懂梵文,其後更赴印度研究。
人生就是這樣:你身處之地是張白紙,遇到的人都是一個一個的點,而命運的圖案,就是點與點那些縱橫交錯的相連。即使人在香港,若沒有遇上王雲五、葉恭綽、方繼仁和白春暉,饒宗頤也不可能是現在的饒宗頤。一個人成就如何,固然取決於天賦和性格,但運氣也是關鍵。

我不敢說,是香港成全了一位大學者──有些老輩學者不喜歡香港,如陳寅恪在港大時就寫信跟友人說,住港「別有一種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覺,即無人可談無書可讀」──我只覺得饒公氣質,恰巧跟香港精神(genius loci)契合。什麼香港精神?饒公把香港比作建安年間的荊州(荊州是各方人才的避難所,造就了以宋忠、司馬徽為中心的文化圈子),而香港的最大特色,用他的話來說,在於它「是一個破了model的地方」(見《饒宗頤學述》),讓人可擺脫藩籬,自由發揮天性才能。但現在還有人敢說香港該「打破model」嗎?無論教育、政治甚或思想上,今天處處都是框架,大家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這代人,只聽過提倡刻苦的「獅子山精神」,至於更高層次的「荊州精神」,隨着智慧老人的仙逝,也許不會再有人提起了。 


自決的相反便是港孩(曾志豪)

 

 

究竟自決犯了甚麼罪?
阿爺陣營口徑不一,亂用比喻,錯漏百出。
湯渣驊說,自決就等於違例泊車,之前可能被默許,但如果你突然泊到阻塞交通,阿Sir有權不作警告便拖走架車。
這個比喻最不合理便是,無人知自己違泊啊!你說泊了在禁區雙黃線,看得見死得其所;現在情況是,羅冠聰2016年泊車時,那個地方是合法錶位,2018年周庭在同樣地方泊車,那個地方突然拆走咪錶,漏夜劃上禁區黃格仔,然後車主未有機會解釋,已經被人包圍秒速抄牌扣分即時停牌!
愛港律師殺無赦,則把自決罪名提升為三合會。他說如果你自稱三合會,便不是言論自由了。黃之鋒反駁,稱「由頭到腳」都看不出周庭和三合會有甚麼關係。
黃之鋒你太年輕了,三合會真係無樣睇,可能很多斯斯文文滿口法治正義的專業人士仲惡過三合會呢。所以從辯論角度,不要用這個方向反駁。我們應該「打蛇隨棍上」﹕殺無赦律師,係三合會又如何?你難道沒聽過你阿爺當年講過的話,「黑社會也是有愛國的」。三合會即是黑社會,如果你認為「自決」等於「三合會」,那麼對不起了,「自決也是有愛國的」。

DQ自決,即是說,你不能自己決定做甚麼事,阿爺要的不是一個有獨立思考可以自決行動的「公民」,而是要一個無自理能力只能隨風擺柳、凡事聽命依賴的「港孩」。選舉主任就像「後底乸」,和你沒有甚麼直屬關係,卻會以「幫吓眼睇吓」為名,每事挑剔每事不順眼,「係咪真心擁護同支持基本法」。如果選舉主任真的可以用「天眼通」來睇穿參選人並非真心真意,不如用來睇睇僭建驊的「真誠再三道歉」,是否真心?可否要佢24小時內答覆「僭建的定義」?  

 


Next